乡村世界书写：哀歌，挽歌，或最后的整体性

新文学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乡土文学”的出现为契机的，而“乡土文学”又是以挽歌和哀歌的形式出现的，从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最早的一批作品中不难看出这一点。问题只在于，鲁迅是以一个启蒙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待乡村世界的，所以他眼中所见与古代诗人笔下的乡村是不一样的。他的乡村破败而愚昧，而田园诗人的眼中则一派自足与祥和。这样的眼光源于“他者”的出现，如同黑格尔所说，“世界的新与旧，新世界这个名称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美洲和澳洲都是在晚近才给我们知道的”（7）。中国近代的启蒙意识的出现，也同样是源于类似的“地理发现”，是从林则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才开始有了“睁眼看世界”的视角和意识。中国人才在这古老的生存中发现了苦难、愚昧、悲剧和危机，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疑问，也发现了世居的牧歌田园居然是“铁屋子”这样一个严酷现实。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借了与“金心异”的对话场景，说出了这番著名的论断：“假如有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者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8)这段话中鲁迅创造了他写作生涯中著名的关键词，但我以为其中还暗含了另一个，就是“哀歌”，即在“死的悲哀”中唱响的“敢有歌吟动地哀”的哀歌。

粗略统计，在《呐喊》总共十四篇小说中，书写乡村题材的约要占到一半以上，所刻画的最著名的人物如孔乙己、阿Q、七斤、华老栓等，也都属于乡村世界的三教九流。显然，是乡土文学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进程。这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启蒙主义的思想运动与文学潮流不是从城市经验、历史题材、个性主义的知识分子生活等等方面大举展开，而居然是肇始于原始和落后的乡村？这便是前文所述的关键词——“哀歌”的作用了，因为书写城市和个性主义都很难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哀歌，很难起到整体性的文化与“文明反思”的作用，只有通过书写乡村，才能够像《故乡》的结尾那样，发出逃离者的由衷悲伤和叹息，感慨众生的愚昧和土地的沉沦。

从这样一个传统看，一部新文学的历史几乎可以说是一部乡村叙事的历史，乡土的哀歌几乎变成了新文学的一个标签，一个魔咒。因为很显然，土地本身的诗意，其破败的生存与苦难想象成为了合适的符号，非常宜于处理一个现代性的命题，即反思文化与制度的困境，分析人性与道德的堕落，留恋器物与习俗人心的不古，感叹自然的毁坏与环境的延迁……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反转和演化为另一极——虽然在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的笔下，乡村是破败的，底层人民是愚昧和麻木的；但在30年代沈从文的笔下却构造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神话，他所描绘的湘西世界，不再是破败的沉沦之地，而是“希腊小庙”式的理想之邦，在这里不止普通的人性是美好的，连小偷和妓女也是有信义的。他将浪漫主义的余绪，自然世界与农业生存的和谐共生，在现代性的烛照下产生出对照于工业文明的异化、自然的污损败坏以及世道人心的颓圮的哲学性的反思力量，构造了一部不同于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的悲歌与哀歌模式的美好挽歌：

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作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之泯灭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

这种与五四式文化批判完全不同的启蒙的反转和审美现代性意识的浮出，已经为既往许多学者所论及，这里不拟再行展开。但他启示我们，从鲁迅到沈从文，还有“京派”的其他作家，我们刚好看到了一个“正—反”的逻辑回合。不过，无论是将乡土看作是必须启蒙的悲惨世界，还是看作即将消亡的乌托邦桃花源，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他们所唱响的，都是乡土的挽歌与哀歌，他们所写下的，都是农业社会的末日与沉沦。

与前两者都不同，革命作家笔下的乡土世界似乎显得更为“客观”些——尽管不见得是出自自愿，可能更多来自外在的修正与制约。他们既没有把乡土写成深渊，也没有将之夸饰为乐园，既非俯瞰，也非仰望，而是采取了“平视”的方式，写出了这个世界的喜忧参半与良莠交杂。尤其是在早期的赵树理等作家笔下，甚至还写出了乡村民间文化的鲜活样貌，写出了它原生的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世界的书写才几乎成为同一种样态的书写，至此，原有的哀歌与挽歌，差不多全部发生了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