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批判：从单向度到多维度

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揭示与批判，被视为是新文学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与思想财富，历来无论是左翼文学的传承者、革命领袖，还是晚近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理论家们，无不对这一精神传统保有敬意和不间断的阐释。甚至不止是“左翼”，即使是偏于“自由主义”一方的也同样喜欢拿鲁迅来作例子。不管是何种身份、何种目的的研究者，都承认鲁迅在反封建、在国民性的批判方面典范的和标杆式的作用：

在中国，对以儒家封建思想为中心的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是现代中国一切批判的前提，真正揭开了这个思想批判的是“五四”反封建思想革命运动，真正在深层次上全面、深刻、彻底、准确地进行了这个批判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呐喊》和《彷徨》就是这个伟大的思想革命运动的卓越的艺术记录。

这样的看法尽管还打着过渡时期的学术思想烙印，但它所强调的鲁迅和五四新文学的核心精神即是其激进主义的思想，对礼教传统的负面后果——“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当然，很快人们也认识到鲁迅思想内在的复杂性，认识到了他不止涵纳了“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思想”，还有“对自身的矛盾有着深刻的内省与自知，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互相矛盾的思想……他追求人的主体性和普遍解放，却相信现代哲学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深切忧虑；他倡导科学、民主、理性，却高扬施蒂纳、尼采等对科学、民主、理性持非议态度的思想家的旗帜；……他不断地向人们昭示着希望，鼓舞人们否定旧生活、开辟新生活的勇气，同时又颓废地谈论着绝望、死亡、坟墓与孤独。”（省略号为本文作者所加）（15）这样的看法当然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于鲁迅和这代作家主体人格之丰富与复杂的理解，但就国民性的批判这一点，现代作家除了激烈而尖锐的否定态度，确乎缺少折中和转圜的其他条件与余地。

在钱钟书的笔下，对于知识分子自身的批判似乎前进了一步。这和鲁迅相比显得略有不同，鲁迅毕生相信自己是“精神界战士”，虽然树敌众多四面投枪，但从来没有整体性地对知识界表达绝望之意。而钱钟书则不然，他是整体性地表达了对于五四新文化之后果的否定与失望。而且他不像沈从文那样是在城与乡的二元对立格局中展开自身的批判，而是将之放在一种结构性的和自足的视角中来予以批判的。即便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时，他笔下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呈现出什么积极和正面的精神状貌，而仍是一群地地道道的混世者。他们在思想领域的认识，基本上仅限于借方鸿渐之口说出的“海通以来，西洋只有两件东西在中国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之类，而事实上类似方鸿渐和赵辛楣这样的人格缺损者，已然是小说中堪称“纯洁”的人物了。他们作为“群像”的集体阉割和精神颓圮，对于现代中国的启蒙主义思想运动而言，具有深刻的寓言意义，即，为五四一代作家所殚精竭虑而构筑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神话已经彻底破产。启蒙主义的主体如此，被启蒙者又何以堪？

革命中断了以国民性批判为核心的启蒙运动，早已为李泽厚所阐释过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大逻辑，确乎有效地解释了这种终结。在赵树理等革命作家的笔下，即便还有一点道德、政治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与启蒙主义范畴中的国民性思考之间已全然没有什么干系。

假如沿着这一逻辑，在革命时代终结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变革与新一轮的西学东渐，究其实质仍是一次启蒙主义的运动。只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比，这一次显然是有先天缺陷的——因为受到了更多复杂因素的限制和干扰。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思想的内核与精神价值的指向上，都是历经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前缘再续，是对五四启蒙主义传统的一次续接与重复，虽然从《狂人日记》中的“救救孩子”到《班主任》中救救“孩子”，批判精神与启蒙意识的命题显著降解和窄化，但是随后在寻根文学中则重新获得了文化意义上的扩展，试图从最低限度的“社会启蒙”延伸至更为广阔的“文化启蒙”层面，而这一使命在莫言的小说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