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莫言开始了他重新解释传统和对国民性进行反思批判的旅程。这个过程在我看来应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重释时期，即《红高粱家族》时期，受到80年代文化的青春朝气的氤氲感染，这部小说与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跃跃欲试的“帮忙”冲动相接洽，与寻根作家的口号遥相呼应，从另一个向度上重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构造。这一主张虽然在李杭育等人之前的言谈中已有所表述（16），但真正上升到哲学的清晰认识，并且以写作实践来完成这一任务的，或许只有莫言。在该作中，他召唤起中国传统与民间社会的“本土的酒神精神”，以此重构出与儒家文化和旧礼教相对峙的另一个传统，即以生命强力为本位的、反伦理的、自由和自然的精神，及其赖以寄存的藏污纳垢又生气勃勃的民间世界。而且是以“失乐园”式的，以非进步论和反进化论的观念，描述了在“爷爷奶奶”身上曾经存在的顶天立地的英雄气度，他们出入于红高粱大地、“既杀人放火，又精忠报国”的自由生活和自主人格，从而颠覆了此前由五四作家所诠释的由封建礼教一统天下的历史概念。第一次在当代文学的谱系中构造了一个“降幂排列”的家族世系：作为英雄的爷爷奶奶，他们象征着久远的祖先历史；作为寻常人格的父亲母亲，他们代表较为切近的历史；作为蜕化的“不肖子孙”的“我”，则象征着当代性的文明失落与精神衰变。这样一个谱系，与鲁迅相对照，所唤起的是对于当代、当下中国文化与人的精神人格的反思，它告诉我们，要想解决中国现实的问题，不是去追责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而是从我们自身去找问题。

显然，《红高粱家族》并不是单纯的讨巧，在文化批判的合法性问题上避重就轻，而是提出了另一个反思与批判的尺度，事实上，苛责历史不如逼问现实来得更加严峻和切实。只是他告诉我们解决的办法，不是鲁迅式的剖析国民精神中的旧的集体无意识，而是唤起祖先曾有过的生命强力与自由精神。这当然不一定能够真正解决中国所有的现实问题，如同鲁迅和五四作家的国民性批判也没有解决一样，不能用类似社会达尔文主义、用非理性的方式来构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但是作为一种反思的方式、一种启示与借镜，还是非常有价值的。特别是作为文学叙事，它还是最为丰沛且恰当的，这部作品几乎一扫数十年中国文学思想的单薄与呆板，美感上的萎靡与贫乏，使当代中国文学重振了思想之魂与激扬之气。

但毕竟《红高粱家族》是莫言年轻时代的作品，单纯为了反叛和惊世骇俗而刻意夸张了他对于传统和道德的逆向理解。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才通过《酒国》《丰乳肥臀》等作品建立起了另一向度的启蒙观，在新的环境与压力下找回了与鲁迅和五四一代作家相似的文化立场，将他们的国民性批判的传统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扬光大，写出了更加直观精细和令人惊骇的“吃人”“嗜血”“围观”以及“精神胜利”的主题。尤其是在世纪之交推出的《檀香刑》中，这种国民性的思考与批判，可谓达到了前所未见的激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