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部可以形容为“一个女人和她的三个爹的故事”的小说中，莫言极富戏剧性地将被杀者、刽子手和监斩官叙述为有着血缘、亲缘或肉体关联的三个人，他们与主人公孙眉娘分别构成了亲爹、公爹、干爹兼情人的关系，除此还有她高密东北乡的万千乡亲，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千丝万缕的宗法社会的亲缘关系，而正是这样一群有着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的人共同合谋，演出了这场屠杀与围观的檀香刑大戏。如果说鲁迅的《药》只是隐约间透出了国人喜好“以他人的血来疗自己的伤”的无意识，在他的《阿Q正传》中也隐约透见了围观与杀人的快乐的话，那么，在莫言这里，所有被鲁迅揭示过的国民弱点与根性，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得到了再现。而且，“比之鲁迅的‘吃人’主题，莫言的小说中又增加了‘当代性’的思考——他要试图揭示东方的民族主义是以怎样的坚忍和蒙昧，来上演这幕民族的现代悲剧的；它要见证，乡土与民间的‘猫腔’同强大的钢铁的‘火车’鸣笛混响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土地上，上演了怎样的滑稽的喜剧；它要揭示在民族文化和民族根性的内部，是什么力量把酷刑演变成了节日和艺术……即使在《檀香刑》强烈的喜剧叙事的氛围中，也掩饰不住这样一些庄严的命题。”

 事实上，《檀香刑》所揭示的民族心理与性格的悲剧根源还不仅限于此，他甚至对于义和拳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所包含的文化秘密也作了深刻的揭示。以孙丙为例，作为高密东北乡猫腔戏的名角，他本是一个英俊正派的民间艺术家，几乎没有什么缺点。在典型的乡土社会农业文明环境中，他是一个备受爱戴和追捧的人物，而一旦面对外来的强势文明，列强以洋枪洋炮侵入的时候，他不得不由手无寸铁的民间艺人挺身而成为义和拳的首领。然而怯懦而愚昧的清室却是首鼠两端，在先期的纵容利用之后，又以无情的镇压屠戮以求洋人宽宥，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孙丙这样的角色除了摇身一变谎称岳大将军再世，口念咒语以求刀枪不入之外，又有什么制胜之策呢？所以，所谓的传统文化，其实在没有强大的异己力量围困与威胁之时，并没有什么愚昧与落后之说，只是因为外力的重压，他才显出了自身的“丑陋”。而这时，中国的统治者是以将刑罚花样翻新无所不用其极地变为“艺术”来维持其所谓“文明”的——小说借了德国总督克罗德之口说，“中国什么都落后，唯有刑罚是最先进的”，这样的历史认知与文化批判，在笔者看来，言其直追鲁迅也是毫不过分的。

很显然，如果我们的读者和批评家是不抱先入之见，不囿于个人偏见的话，便不会贬低和否认莫言笔下的国民性思考与批判，不会将之与鲁迅的文化担当作霄壤之分。从鲁迅到莫言，这是一个谱系，也是一个整体，莫言将鲁迅国民性反思与批判的伟大主题，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只有这样看待才是足够公平和客观的，只有这样看待，对中国新文学才会有整体的理解，对当代文学的价值才会有理性和准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