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变革看似轰轰烈烈，但仔细回想一下，并非像某些人怀念的那样，是一个伊甸园式的黄金时代。直到1985年以前，有关“朦胧诗”与“现代派小说”的合法性还依然是十分严峻的问题。只是到此后，新潮文学才仿佛忽然一下子“冒”了出来。但真正敏感的作家，不会对民间文化价值重新浮现的作用视而不见，事实上，这是一个从“一体化”时代的一元文化格局向着开放时代的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迅速转换的微妙情境。“寻根”运动所真正寻找的，正是久已生疏的民间文化与传统文化资源，而相比之下，拥有着久远的民粹主义传统的革命政治文艺，在对待“民间文化”的态度上，仍然比对待80年代的知识分子文化来得更宽容。换言之，这个年代真正深谋远虑的作家最清楚，新潮文学获得“单独的合法性”的时机还远未到来，而宣称对外吸收来自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这也符合特定的国际政治的正确原则，对内则呼吁寻找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中有益于今日之“文化重建”的部分，是不言而喻的一个明智策略。

但文化上的某种权宜之计，或不得已的面具感是十分现实和有效的。这个时期的精英思潮借助了民间文化的材料与故事，得以推动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以“寻根”和“新潮”这样一对看似矛盾、实际又互为表里的现象为代表的时代。“寻根”以向旧，是建立本土合法性的藉口，“新潮”以向外，是变革以求新的借道，两者互相依存，互为合法依据，才迅速生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陡然繁盛的大好局面。

这也正是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出现的微妙背景，莫言不止看到了民间传奇本身的“材料”意义，更是敏感地抓住了民间文化的价值立场，也同时以哲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高度扩展变革了当代小说的叙事格局与美学品质，为中国当代文学开辟出一条豁然开朗的新路。这才是他成功的秘诀。在这部小说中，他不但将既往政治化的抗日历史改写为一部民间英雄的传奇史，同时也以近乎变态的狂热，共时态地描写了高密东北乡的民间生活情态，包括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礼仪民俗，甚至江湖恩怨、行会谋夺，甚至《聊斋》式的鬼狐传奇、自然灵异……也正是因为这些元素，使得《红高粱家族》冲破了种种此前的藩篱与禁忌，终结了以进化论为主导价值的主流历史谱系，也终结了以政治社会学与伦理学为构架的历史叙事。

最近有敏锐的海外学者撰文阐述了中篇小说《红高粱》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遗产”的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详细分析了该小说的“超越与局限”。我认为此言不谬，很客观地认识到了这一时期整个当代文学的过渡性特征：“这部小说发表时，正处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过渡阶段……一个除旧布新的历史性的时刻。”(26)但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使得这样一部小说打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局面？我以为正是其民间文化视角以及民间价值的重建，是民间文化的生气勃勃的原始力量与活泼形态，给作者带来了丰沛的隐喻力与迅猛扩展的文化承载力，以及美学上的弥漫力，也给当代文学拓出了新路。从这个意义上，《红高粱家族》既是有先天局限的，同时又成功地超越了这种局限。

在将近十年后的1995年，莫言推出了他的《丰乳肥臀》，迄今为止我仍然认为这部作品是莫言全部创作中的巅峰之作，这一年他刚好四十岁。十四年前我在《叙述的极限》一文中毫不吝啬地称他以这部小说实践了“伟大小说的历史伦理”，这个伦理就是“把历史的主体交还人民、把历史的价值还原于民间”，言下之意，我认为他构造了一部新文学诞生以来真正的“民间之书”，一部近乎于“伟大的汉语小说”。理由很简单，他在这部作品中，记录了“中国传统民间社会在20世纪被侵犯和被毁灭的过程”。母亲所饱经风雨沧桑历尽蹂躏磨难而养育的众多儿女所代表的人民与民间世界，在一切外来势力的侵犯下，最终陷于了从肉体到精神的毁灭。这一挽歌式与哀歌式的历史书写，揭示了20世纪中国最内在的一个伦理之殇与文明之痛，即，数千年来立于我们脚下的这块美丽壮阔而又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的，既田园牧歌又风雨如晦的、自足自乐又自生自灭的、不断死亡又浴火重生、藏污纳垢又干净美好的民间社会——正如上官鲁氏曾经多如羊群般人丁兴旺的家族一样——在外忧内乱中，在无数政治的走马灯式的更迭中，在现代性与科技力量的诱惑中，在一切的欲望膨胀与道德沦丧中，最终陷于崩毁和湮灭。的确，在新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够像《丰乳肥臀》这样全景地、总结性地书写出一个世纪的历史，写出一部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性的怀旧”的小说，同时也塑造了一个集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意义于一身的作为“人民的化身”“慈母”“生殖女神”三种母性的集合的伟大母亲的形象，以她最终合成为这个民间世界的母体与象征。

2001年，莫言得以系统地阐述了他文学的民间主张，发表了题为《试论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一文，只是发表后其关键词“作为老百姓写作”引发了更为广泛的反响。但两者意思是一样的：

所谓的民间写作，最终还是一个作家的创作心态问题。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是为什么写作。过去提过为革命写作，为工农兵写作，后来又发展成为人民写作。为人民的写作也就是为老百姓的写作。这就引出了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你是“为老百姓写作”，还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为老百姓写作”听起来是一个很谦虚很卑微的口号……但深究起来，这其实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其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人民代言人”、“时代良心”这种狂妄自大的、自以为是的玩意儿在作怪。这就像说我们的官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一样，听起来很谦卑，很奴仆，但现实生活中的官员，根本就不是那样一回事。

综合起来看，我不认为莫言的这个“作为老百姓写作”的说法是一个托词，一个玩概念的狡黠，也不是简单的自谦。他之所以坚持还原自己一个“老百姓”的身份，首先是为了避免将自己精英化，而提示自己要保有一个普通人、劳作者的本色，这样至少可以避免像历史上那些陷入了各种悲剧和误会的作家一样，做无谓和徒劳的牺牲品。但另一方面，这也促使我们思考新文学的方向究竟在何方，促使我们在新文学即将百年的时候思考它的成败得失与种种教训。以莫言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民间资源给他带来的不可思议的力量，看到他对于异化的顽固抗争与智慧拒绝。可以说，在他和这一代作家身上，新文学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价值的稳定感、人文性，也展现了新奇而可靠、锐利而宽阔的美学品质。

这是他比现代作家和革命作家都要高明、睿智，同时也更加老实和诚实的地方，也是他的作品将更加具有长久生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