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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矮化”与文学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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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矮化与文学的成长

早有学者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在总体的文化人格方面,当代作家比之现代作家表现出了一种集体性的人格衰退。从这个角度看,从鲁迅到莫言便成为了一个尴尬的、暗含了逻辑衰变的问题。因为很显然,鲁迅是具有留学背景的高级知识分子,有大量足以证明其出众的文化素养的学术著述,有很好的外语,国际化的经历与眼光,同时鲁迅还直接介入了新文化运动,是五四一代作家中最具有精神与道义担当和人格魅力的人物之一……连德国人顾彬都说,西方的作家都懂好几门外语,不懂外语的作家不会是好作家”(29)。而莫言这一代作家,不要说懂外语,连教育背景都并不正规。照此逻辑,新文学所走过的,当然不是一个进变与成长的道路,而是一个一代不如一代的衰退的路。

因此这样的看法便显得很正常,也似乎不容置疑,即使在莫言得奖以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比如翻译功劳说,认为中文原作是粗糙的,被高明的翻译家翻成英语之后,西方人已经看不到原作的粗糙;还有的则是通过作家文学写作之外的担当,去梳理这个衰变的逻辑,认为鲁迅是以知识分子的面目说话,担当社会的良心,而莫言则只愿意扮演一个作家的角色,这样就会影响到他的写作的批判性。

这些说法都以看似严密的逻辑,但笔者却不这么看。确实,单从精神人格或文化人格的构成看,莫言这代作家可能比不了鲁迅——更直接地说,他们没有鲁迅那样在国学、外文以及理论方面的综合造诣。然而人格化地看待他们之间的差异,同历史地考察文学的进退变异又不能等同起来。虽然在人格的意义上说,鲁迅称的上是伟大作家;但如果从文本上看,莫言则更为丰富。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关系,也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整体性景观和逻辑:不承认当代作家的精神人格力量的趋弱和萎缩是不对的,但不承认当代文学比现代文学更为复杂和成熟也不客观,这就是从鲁迅到莫言这个时间叙事中所包含的最核心的意义。但对这个关系的认知又不能绝对化,即便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精神人格的楷模和典范,但也不是白璧无瑕;即便莫言和当代作家们在精神上有矮化的倾向,但也不是一无是处。近距离地看任何人、任何作家,都会有做人方面的弱点或缺陷,鲁迅也不例外。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像梁实秋所揶揄的,假如隔壁住着一个诗人”——任何自命正常的人,都会有不寒而栗甚或毛骨悚然的感觉。然而拉开了时间距离再看就完全不一样,生活中的人格化传奇中的人格化,以及文本中的人格化会完全不同。我们如今所理解的鲁迅的人格,已然是被传奇化和文本化了,而我们对包括莫言在内的当代作家的审度,则无疑是一种生活中的人格化视角,由此也必然显现出更多的缺陷。实际上,福柯所说的人死了,某种意义上也是暗示文学之中、暗示知识分子人格化的主体性的丧失,即作者死了,文学只剩下文本,而不再具有人格化意义的作者。就鲁迅而言,他强调文学创作的意义不在文学本身,而在于引起疗救的注意,旨在启蒙以立人。他的文学世界虽然足够庞大,但却没有体量稍大的长篇小说,有人认为这是鲁迅离世太早的原因,然而文学史上许多长篇杰作问世之时,其作者都不及五十岁。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还不到六十岁。虽然莫言没有在人格上赢得鲁迅式的尊敬,但却写出了《丰乳肥臀》这样的作品,更何况,他的《檀香刑》《酒国》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传达和书写了与鲁迅同样的主题。我们仅仅用人格的矮化自然会带来文学的退化这样的逻辑,又如何能够说得通?

因此,在2008年,我在出席上海的一个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研讨会上发表过大致如下的观点:如果把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年的文学和五四以后三十年的现代文学做一下比较,我们会发现,现代文学有伟大的作家但几乎没有伟大的作品,而当代文学虽然没有伟大的作家,但却几乎出现了伟大的作品

这些话当然不可能说服持上述观点的人。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即便中国当代的作家们有成为鲁迅式的文化英雄的雄心,也很难再变成现实。不但像鲁迅那样的在改革社会意义上的启蒙主义的文化英雄已经不复存在,连海子那样纯粹哲学意义上的文化英雄也早已成为神话。他的名篇《祖国或以梦为马》中著名的诗句是,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假如按这样的标准,海子之后的苟活者无一不是文化意义上的小丑。以鲁迅为标高要求当代作家,恐怕只是一个勉为其难的幻想。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说自己只愿意作为一个老百姓写作,无疑也有事实上的不得已。

然而,刨除所有这些当代性的纠结,从更长的历史尺度来看文学,莫言所说的不只是自我的辩护,而是度越百代的事实:

……请想想《二泉映月》的旋律吧,那是非沉浸到了苦难深渊的人写不出来的。所以,真正伟大的作品必定是作为老百姓的创作,是可遇不可求的,是凤凰羽毛麒麟角。

像蒲松龄写作的时代,曹雪芹写作的时代,没有出版社,没有稿费和版税,更没有这样那样的奖项,写作的确是一件寂寞的、甚至是被人耻笑的事情。那时候的写作者的写作动机比较单纯……像蒲松龄,一辈子醉心科举,虽然知道科举制度的一切黑暗内幕,但内心深处还是向往这个东西。如果说让他焚烧了他所有的小说就可以让他中一个进士,我想他会毫不犹豫地点起火来的。到了后来,他绝了科举的念头,怀大才而不遇,于是借小说表现自己的才华,借小说排遣内心的积怨。曹雪芹身世更加传奇,由一个真正的贵族子弟,败落成破落户飘零子弟,那种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体验是何等的深刻。他们都是有大技巧要炫耀,有大痛苦要宣泄,在社会的下层,作为一个老百姓,进行了他们的毫无功利的创作。因此才成就了《聊斋志异》、《红楼梦》这样的伟大经典。

这些话当然没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的论断来得更学术化,更见素养和见地,但它也同样说出了文学的真理,道出了自来伟大的文学有可能便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样一个事实。因此,道德化的、形而上学地理解作家的精神人格,在有的时候是有道理,在有的时候则是勉强的。严羽说,诗有别才,非关理也,有学问的人很多,但未必都能够成为好的作家,懂外文的人也很多,但可能与作家根本就不沾边。仅仅从作家身份、人格的文化状况倒推文学的高低,更多时候是不灵的。冯梦龙说,歌之权愈轻,歌者之心亦愈浅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33)。意思是说,越是写作者的身份低微,写出的东西就越真实和自然。中国文学自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其最具活力和最为宝贵的便是民间因素,而与民间因素生长在一起的,也定然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者。因此,这实际上也许不只是一个写作身份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文学的过去和未来的基本问题。虽然当代作家的文化身份是相对庸常和粗鄙的,但他们却写出了并不庸常和粗鄙的作品,虽然他们不太具备鲁迅那样出众的自我阐释能力,但却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写作角色和位置。在他们这里,身份的降解并不只是意味着文学的某种衰变,同时还意味着另一种脱胎换骨的成长,和一种古老而欣然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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