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20日，一条简讯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南京市一座容量为两千吨的蔬菜冷库，最近建成并投入使用。”物质匮乏、物流落后，如何吃上反季节蔬菜，举国关注。而此前一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判断，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判断，再往前25年也曾有过：1956年党的八大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被视为当时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的内容。

今天，人们不再冬储大白菜，中国也已换了模样，“温饱”进入历史字典，中国制造悄然升级，“走出去”步履不停……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城镇化率接近60%，而“天眼”探空、“嫦娥”探月、“蛟龙”探海让国外媒体都惊呼“科学革命正在中国发生”。1956年至今61年，1981年至今36年，我们如何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与时代同步的新判断，也与普通人的诉求吻合。1983年，“桑塔纳”轿车刚要进入中国，今天不少城市已开始研究燃油车退出，目光聚焦环境质量；1987年，北京市民排队两小时只为尝鲜洋快餐，今天更多人追求吃得“低脂低糖”，健康安全成为首选；1997年，62万中国人刚刚“触网”，今日已有超过10亿人用手机上网，网络安全比网速更重要……曾经的主要矛盾推动了一部改革史，助推人们走进新时代。而当它成为历史，也意味着中国需要以新的姿态向下一个目标进发。

“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也不能不振兴；入学率再创新高，但教育均等化依然重任在肩。能不能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能不能在家门口看得见绿水青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哪里有问题，哪里就应该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当新时代有了更精准的经纬度，若还守着老旧的航海图，单以增长率论英雄，以“物质文化”的标尺衡量一切，发展就会偏离航道，人民的获得感就会有欠缺。

参与翻译十九大报告的葡萄牙语专家拉法埃尔感叹：“十九大报告中，人民是被放在第一位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定义社会主要矛盾，是对社会变迁的把握，但归根到底是对人民向往的回应。紧扣新矛盾、瞄准新目标、踏上新征程、无愧新时代，这条路注定不轻松，但坚定地走下去，就一定能迎来民族复兴的曙光。

 

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36年后，十九大报告再次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新的重大论断。

“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呈现的新特征、面临的新任务和新挑战。”国务院三峡办主任聂卫国代表说，“以前我们要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则是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认为，我国已经成为制造大国、正在迈向制造强国，说生产力落后已经不符合现实了。而另一方面，人民群众面对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平衡主要是城乡收入不平衡、地区之间不平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我们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地区间要协调共同发展。

一些代表认为，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变化，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阶段的提高。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全国政协常委杨胜群说，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苗圩代表以持续多年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的钢铁行业为例说，要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满足不同消费者不同层级的需求，就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做“减法”，发展新兴产业、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做“加法”，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做“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