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闸北区某重点小学一年级语文试题：蜜蜂、小鸟、兔子和熊猫四种动物，请从中找出一种跟其它三种不同的动物。家长们众说纷纭，有认为是小鸟，因为只有鸟有羽毛、还会飞；有人认为是蜜蜂，因为惟有它是昆虫，而且只有它尾部有刺；更有人认为是兔子，因为只有兔子长着长耳，它还是其中唯一进入十二生肖的一位；校方给出的标准答案是熊猫，其理由为，它是唯一须由动物园饲养的国宝级动物。　

此类“脑筋急转弯式”的命题，本来具有良好的益智和启迪功能，如果出题人让孩子做出自由回答，并给出理由，只要言之有理，符合逻辑，没有偏离常识，教师即判为正确，此为值得推广的好题，而一旦遭到“单一标准答案”的限定，它就迅速沦为一道臭题、愚题和滑稽之题，成为中国教育的诸多笑话之一。

《收获》编辑叶开说，她在上海闵行区就学的三年级女儿，就遇到过这样一道语文题目：“三国故事里谁最有智慧？”刚看完《三国演义》彩图本的女儿，很流畅地写下自己的答案——“孔明和庞统”，不料教师却给了一个大红叉，因为标准答案是 “诸葛亮”，而写下“孔明”就是犯错。此类“标准答案”之迂腐、粗暴和荒谬，已经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我曾去旁听过一位优秀小学语文老师的公开课，时值仲春四月，老师出题“窗外”，请学生观察室外景色并报告所看到的事物。有的学生说看到了长处嫩芽的大树，有的看到了蓝天白云，有的说看到了摩天大楼，如此等等。而老师的回答是，你们都错了，正确答案应该是：“我看到了春天”。虽然老师的标准答案更具“隐喻”特色和“语文”气息，但你又有什么理由说孩子们的答案是错的呢？难道他们看到的都是幻景？

这种所谓单一标准答案，已经成为中国文科教育的基本模式，被广泛运用于造句（连词造句）、修辞练习和作文批阅之中，令语文学习彻底丧失智慧和乐趣，而沦为应试制度体制下冗繁而乏味的功课。

文科教育的答题方式，应该形成自己独特的逻辑。它通常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指涉事实、语法、拼写之类的“硬知识”，可以设定单一标准答案，而关于智力、观点、想象力、风格之类的“软知识”，在整个文科系统中占据70%以上，则应全面开放答案。简单套用理科教学模式，过度依赖标准化测试，放弃了多元开放的教育模式，只能造成对文科教育的最大伤害。

在西方的语文课里，除了拼写和文法等 “硬件”有单一标准外，所有的思考题、智力题、作文、社会调查、课堂讨论等“软知识”，都没有标准答案，完全开放。学生们在课堂上可自由争论，老师做后期总结，仅仅指出那些明显的错误，但对各种合乎逻辑、自圆其说的回答，都给予正面鼓励。正是这种良性模式把许多学子送入领取诺贝尔奖的殿堂。

标准化测试对儿童教育的最大威胁，就是摧毁个人想象和逻辑推论，严重伤害学生对语文、历史和政治课程的兴趣、消解独立思考的动力和课外阅读的兴趣。而大量错误的“标准答案”，更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以“常识”的面目植入儿童心灵，其祸害往往延伸到数代人之后。此外，鉴于家长通常会给出自身的不同答案，而学生对此会变得无所适从，最终在家长和学校之间形成双重标准和双重人格。对于中国年青一代的人格分裂现状，标准化教育要承担重要责任。

在文科教育中设置强制性标准，往往是教育机构无能的表现。一些教育机构或从业人员，为了降低批阅的“劳动强度”，避免不同答案可能带来的诸多“矛盾纠纷”，而用单一标准答案来“一以蔽之”，但这样做的后果，不仅扩大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认知鸿沟，更引发了家长的严重不满，制造出更大的“社会纠纷”。

强制性标准的设置，无疑是应试教育体制的后果。高考制订排他性的单一答案，而整个应试教育体系必然要适应这种模式，它把教师、学生和家长一起捆绑起来，共同揣摩出题者的心理，猜测出题范围和标准答案，努力迎合出题者的观点，而根本无须探求与建构自己的独立见解。正是这种荒谬制度引领整个中国教育，把它变成以单一标准答案为轴心的考试机器。这家庞大的机器至今还在震耳欲聋地运转，制造各种“标准化产品”，把中国送入漫长的“标准答案时代”，而它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不再拥有创新和创造人才，而所谓建设“创造大国”的理念，以及“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宏伟蓝图，只能是一个无限美妙的蜃景而已。（原载《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