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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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中学 吴东生-从《闺塾》中的陈最良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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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第四册中国古代戏曲单元选有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牡丹亭》中的重头戏——《闺塾》。读这篇文章看看明朝的私塾教师陈最良，我们可以从中生发出许多的感触。虽然时代完全不同，教授的学业也有很大区别，但是作为“教师”这个职业的一些本质特征却依然有相通之处，因而研讨一下陈最良作为教师的形象，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做教师，应该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往各种评论中对于陈最良批评甚至抨击的方面比较多，这里我们不妨来看看他究竟做得如何？有没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首先，陈最良作为官宦人家雇佣的家庭教师，他是尽职尽责的，他敢于批评学生不合规矩的行为。无论在当时的人看来，还是今天我们看来，陈最良是杜府花钱雇来的雇员，那么作为学生的杜丽娘就是陈最良的衣食父母，用今天的话说，陈最良就是一个彻底的服务人员，他的上帝是杜丽娘及其父母。按照这种逻辑，陈最良应该是讨好雇主，尽量避免得罪，不然饭碗就堪忧啦。然而实际是陈最良既不放低标准，也不怕批评责罚学生。“女弟子和男弟子不一样，她们不求做官声名大，但也要和男学生一样教法”，陈最良心里很清楚，女孩子读书并不为求取功名，也就是读书并没有功利目的，然而即便如此，他教学的标准却依然和“男学生一样教法”，这说明陈最良是一个有原则的严师，而不是为了混饭吃。当学生犯错误的时候，他是该批评就批评，“凡为女子，鸡初鸣，咸盥、漱、栉、笄，问安于父母；日出之后，各供其事。如今女学生以读书为事，须要早起。”学生迟到，他跟学生讲明道理，指出应该如何做好，警醒学生遵守规则；“哎也！不攻书，花园去，待俺取荆条来。”学生贪玩，他直接取荆条责罚。体罚固然不可取，但严格要求学生，批评责罚学生，本是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反观今天的老师，却未必能够做到。今天的老师，面对各种家庭背景的学生往往缺乏严格要求的态度，反而多的是一味夸赞，甚至曲意逢迎。今天的独生子女，如杜丽娘一般“却也娇养的紧”，教师不敢严厉批评责罚学生，不敢按照教学标准教导学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怕学生给差评，怕学生出意外，怕家长和领导不高兴。总之，老师丧失了师道尊严，也就丧失了敢于严格管理的底气。以至于教育部还专门下发了一份名为《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的文件，其中第16条规定：“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教师批评学生竟然需要教育部下文件给底气，这不是滑稽之极！难道对学生批评教育不是教育过程中正常的手段，不是作为教师应有之权利么？深究今日之教师，不敢不能批评教育学生之原因，还在于师道尊严在当今社会的沦丧，相比较而言，陈最良老师所处的时代，尽管他是真正受东家雇佣的雇员，靠学生家长养活，但是他却保留了师道尊严，“我陈最良，杜衙设帐，杜小姐家传《毛诗》，极承老夫人管待。”可见学生家长极为尊重；“死丫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打不得你？”可见学生心理也含有敬畏。如今社会丧失了这种尊重和敬畏之心，纵使教育部下文，那也是一纸空文。
陈最良还是一个有一定教学技巧、知行合一的教师。在讲到“关关”这个拟声词是雎鸠鸟叫声的时候，杜丽娘提了一个问题：“怎样声儿？”这个问题其实与诗文的内容毫无关系，而且陈最良老师既没有现成的鸟拿来示范，更没有录音机可以放声音，他完全可以忽略这个问题。可是他没有，他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的课堂上都觉得很新奇的举动，那就是自己学鸟叫。想一想，一个年逾花甲的教师，在课堂上学鸟叫，是一件多么可乐的事情。陈老师这样不顾形象，不过是为了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活跃课堂氛围罢了。而后面春香提了一个同样脱离诗文主题的问题，却被陈最良批评，“（贴）为甚好好的求他？（末）多嘴！”针对这个问题陈最良不仅不解释，反而大谈诗经的主旨，乃是源于他的教学目标取向。因为如果真正回答春香这个问题，那么这首诗的解释便不得不回到它的本来面目——讲清楚男女情爱的问题，这在当时的教育背景下陈最良是难以做到的。不要嘲笑陈最良，即使我们今天，在教学中我们不也是经常回避一些所谓的敏感内容么？曾几何时，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和《背影》、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林嗣环《口技》等等，都不是被删减之后才允许进教材的么？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动辄从阶级论出发，从意识形态出发，给文章主题扣上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帽子。陈最良对于课堂教学中临时生成的问题依据教学目标，随机应变，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不可谓缺乏教学机智，不能说他的课堂和他的人是僵化的。不回答春香的疑问，也并不是陈最良对儒家经典一知半解，只会照本宣科，恰恰相反，陈最良可能对《毛诗》深有研究而且推崇备至。“今日早膳已过，我且把《毛诗》潜玩一遍”，试问今日之语文教师能有几人对于教材能够做到潜玩呢？这句话充分说明陈最良既能深入的钻研教材，又真正做到了自己喜欢，而且知行合一。春香为了戏弄陈最良，故意把“闺房四宝”拿到“文房”来，陈最良自称“不曾见过”画眉笔、画眉墨、薛涛笺、鸳鸯砚，这里就很值得怀疑，作为一个在官宦人家做私塾先生的人真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呢，还是囿于封建礼教“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的行为规范而推说不认识呢？封建礼教是禁止公开谈论情爱和关于女人的事物，何况是在课堂上，教师更不会跟女学生对闺房之物如数家珍。正因为如此春香才说“好个标老儿！”陈最良是标准的合符封建道德的良民，正因为如此杜宝才会请他来做女儿的先生吧。我们且不论现在来看陈最良这样是不是假道学，对自己教的教材做到深入研究，对自己倡导的思想道德做到知行合一，这应该是当老师的一条基本准则吧。反观今日之教师，有多少是因为自己就读不懂文章，而只能依照参考书辅导资料，人云亦云照本宣科，有多少教师又是自己在课堂上高唱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为几斗米而把腰折断了呢？
当然，陈最良只是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角色，但是他身上的特点必定有当时教师的影子，我们今天观察这个教师形象，如果仅仅从今天的意识形态出发，从我们认为的《牡丹亭》反封建主题思想出发，来一味的批判陈最良，就像我们的人教版《教师用书》上那样对春香大加赞赏：“天真直率，顽皮娇厚，大胆泼辣，思想单纯，敢开先生的玩笑，无视礼教、师道尊严。”像许多评论者那样对陈最良大加鞭挞：“作者借春香揭露陈最良的假道学面貌，辛辣讽刺他的不学无术和迂腐，表现了封建礼教的虚伪。” 这无疑是借着张扬个性的旗号把学生把引向一个无理取闹、藐视课堂、目无尊长的“陷阱”。反思我们现在的教育教学行为，自己真比陈最良强么？
首先，陈最良作为官宦人家雇佣的家庭教师，他是尽职尽责的，他敢于批评学生不合规矩的行为。无论在当时的人看来，还是今天我们看来，陈最良是杜府花钱雇来的雇员，那么作为学生的杜丽娘就是陈最良的衣食父母，用今天的话说，陈最良就是一个彻底的服务人员，他的上帝是杜丽娘及其父母。按照这种逻辑，陈最良应该是讨好雇主，尽量避免得罪，不然饭碗就堪忧啦。然而实际是陈最良既不放低标准，也不怕批评责罚学生。“女弟子和男弟子不一样，她们不求做官声名大，但也要和男学生一样教法”，陈最良心里很清楚，女孩子读书并不为求取功名，也就是读书并没有功利目的，然而即便如此，他教学的标准却依然和“男学生一样教法”，这说明陈最良是一个有原则的严师，而不是为了混饭吃。当学生犯错误的时候，他是该批评就批评，“凡为女子，鸡初鸣，咸盥、漱、栉、笄，问安于父母；日出之后，各供其事。如今女学生以读书为事，须要早起。”学生迟到，他跟学生讲明道理，指出应该如何做好，警醒学生遵守规则；“哎也！不攻书，花园去，待俺取荆条来。”学生贪玩，他直接取荆条责罚。体罚固然不可取，但严格要求学生，批评责罚学生，本是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反观今天的老师，却未必能够做到。今天的老师，面对各种家庭背景的学生往往缺乏严格要求的态度，反而多的是一味夸赞，甚至曲意逢迎。今天的独生子女，如杜丽娘一般“却也娇养的紧”，教师不敢严厉批评责罚学生，不敢按照教学标准教导学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怕学生给差评，怕学生出意外，怕家长和领导不高兴。总之，老师丧失了师道尊严，也就丧失了敢于严格管理的底气。以至于教育部还专门下发了一份名为《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的文件，其中第16条规定：“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教师批评学生竟然需要教育部下文件给底气，这不是滑稽之极！难道对学生批评教育不是教育过程中正常的手段，不是作为教师应有之权利么？深究今日之教师，不敢不能批评教育学生之原因，还在于师道尊严在当今社会的沦丧，相比较而言，陈最良老师所处的时代，尽管他是真正受东家雇佣的雇员，靠学生家长养活，但是他却保留了师道尊严，“我陈最良，杜衙设帐，杜小姐家传《毛诗》，极承老夫人管待。”可见学生家长极为尊重；“死丫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打不得你？”可见学生心理也含有敬畏。如今社会丧失了这种尊重和敬畏之心，纵使教育部下文，那也是一纸空文。
陈最良还是一个有一定教学技巧、知行合一的教师。在讲到“关关”这个拟声词是雎鸠鸟叫声的时候，杜丽娘提了一个问题：“怎样声儿？”这个问题其实与诗文的内容毫无关系，而且陈最良老师既没有现成的鸟拿来示范，更没有录音机可以放声音，他完全可以忽略这个问题。可是他没有，他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的课堂上都觉得很新奇的举动，那就是自己学鸟叫。想一想，一个年逾花甲的教师，在课堂上学鸟叫，是一件多么可乐的事情。陈老师这样不顾形象，不过是为了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活跃课堂氛围罢了。而后面春香提了一个同样脱离诗文主题的问题，却被陈最良批评，“（贴）为甚好好的求他？（末）多嘴！”针对这个问题陈最良不仅不解释，反而大谈诗经的主旨，乃是源于他的教学目标取向。因为如果真正回答春香这个问题，那么这首诗的解释便不得不回到它的本来面目——讲清楚男女情爱的问题，这在当时的教育背景下陈最良是难以做到的。不要嘲笑陈最良，即使我们今天，在教学中我们不也是经常回避一些所谓的敏感内容么？曾几何时，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和《背影》、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林嗣环《口技》等等，都不是被删减之后才允许进教材的么？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动辄从阶级论出发，从意识形态出发，给文章主题扣上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帽子。陈最良对于课堂教学中临时生成的问题依据教学目标，随机应变，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不可谓缺乏教学机智，不能说他的课堂和他的人是僵化的。不回答春香的疑问，也并不是陈最良对儒家经典一知半解，只会照本宣科，恰恰相反，陈最良可能对《毛诗》深有研究而且推崇备至。“今日早膳已过，我且把《毛诗》潜玩一遍”，试问今日之语文教师能有几人对于教材能够做到潜玩呢？这句话充分说明陈最良既能深入的钻研教材，又真正做到了自己喜欢，而且知行合一。春香为了戏弄陈最良，故意把“闺房四宝”拿到“文房”来，陈最良自称“不曾见过”画眉笔、画眉墨、薛涛笺、鸳鸯砚，这里就很值得怀疑，作为一个在官宦人家做私塾先生的人真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呢，还是囿于封建礼教“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的行为规范而推说不认识呢？封建礼教是禁止公开谈论情爱和关于女人的事物，何况是在课堂上，教师更不会跟女学生对闺房之物如数家珍。正因为如此春香才说“好个标老儿！”陈最良是标准的合符封建道德的良民，正因为如此杜宝才会请他来做女儿的先生吧。我们且不论现在来看陈最良这样是不是假道学，对自己教的教材做到深入研究，对自己倡导的思想道德做到知行合一，这应该是当老师的一条基本准则吧。反观今日之教师，有多少是因为自己就读不懂文章，而只能依照参考书辅导资料，人云亦云照本宣科，有多少教师又是自己在课堂上高唱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为几斗米而把腰折断了呢？
当然，陈最良只是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角色，但是他身上的特点必定有当时教师的影子，我们今天观察这个教师形象，如果仅仅从今天的意识形态出发，从我们认为的《牡丹亭》反封建主题思想出发，来一味的批判陈最良，就像我们的人教版《教师用书》上那样对春香大加赞赏：“天真直率，顽皮娇厚，大胆泼辣，思想单纯，敢开先生的玩笑，无视礼教、师道尊严。”像许多评论者那样对陈最良大加鞭挞：“作者借春香揭露陈最良的假道学面貌，辛辣讽刺他的不学无术和迂腐，表现了封建礼教的虚伪。” 这无疑是借着张扬个性的旗号把学生把引向一个无理取闹、藐视课堂、目无尊长的“陷阱”。反思我们现在的教育教学行为，自己真比陈最良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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